1949年5月5日，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费是该委员会的九位常委之一（另有叶企孙、张奚若、陈岱孙、周培源、钱伟长及讲师助教代表和学生代表各一人），并担任“大课”的组织领导工作。

所谓“大课”，是因为参加听课的不仅有全校学生，而且有全校教学人员和职员工友，规模之大，在清华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因之被人们称为“大课”。实际上，这是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必修的政治课，并强调这门课程的任务是改造思想。费在《我们的大课》一文中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旧社会里生长大的，旧社会里封建的、官僚的、买办的势力多多少少影响我们，养成了我们的坏习惯和坏思想。我们不但要在社会制度上打倒和消灭封建、官僚和帝国主义，而且还得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习惯上根除它。如果留着祸根，这些习惯和思想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长出封建、官僚和买办的社会制度来。……政治教育在我们大学里已有了很长的历史，（但只有）人民夺得了政权，建立了人民的国家，我们才能合法地、正规地、大规模地、有系统地进行政治教育。政治教育能成为大课是人民权利的结果。”这篇文章发表后，费曾问我：“同学们有什么意见？”我说：“大家都认同这篇文章的观点，但对其中‘如果留着祸根，这些习惯和思想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长出封建、官僚和买办的社会制度来’很不理解，也似乎不符合社会学根本理论。”他当时笑而不语，至今我也没有弄清楚他当时怎么会写出如此极端的言词来。

“大课”进行半年之后，进行思想小结，每人一份，交到“大课委员会”，积累下来，达数千份之多。这时，我在选修费的“农村社会学”，上课之余，时常讨论“大课”中的问题。有一天，费叫我到“大课委员会”去读这些小结，并为他做些资料性工作。后来，这些思想小结实在太多，费就将图书馆楼下他的办公室交给我使用。这样，我也得以较为具体深入地了解到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些实际情况。根据这些思想小结的材料，我曾列举了一系列清华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不满情绪和牢骚讲给费听。例如：“大课是思想统治”；“我们的思想很正确，用不着改造”；“中国既然是四个阶级的联盟，为什么只有我们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什么不好”；“还有思想自由吗”；“功课那么重，学大课花那么多时间值得吗”……后来，费在一次报告中，曾一一触及这些问题。他指出：“大课绝不能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而必须是群众的自觉运动。改造思想和镇压反动派是完全不同的。改造是为了团结；镇压反动派，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是为了保护人民，给大家创造一个能在民主方式下改造自己的条件。因之，这和思想统治本质上刚刚相反。”但是，费没有料到，很快就展开的“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他自己也成为改造对象。我曾亲耳听到他这样检讨：“在批判会上，同学们的排炮打中了我。我魂灵在震动，我初次切实地感觉到，我过去实在危害了纯洁的青年。他们控诉我是完全应该的。……只有严厉地指责我，控诉我的罪过，才能更清楚看清我们共同的敌人。……从出国起到解放前夕，我一直是帝国主义的俘虏。我从丧失民族立场一直发展到危害民族。……我认敌为友，在行动上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为了自己的生命而牺牲了更多的人民的鲜血。（我的理论）本质上是反对革命，反对斗争，反对土地改革，维持封建势力，反对工业化，给帝国主义造殖民地……”50年后，当我回想他的这些言辞时，真的从心头感到无限悲伤。一个一心一意想加强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中年教授，在尽心尽力做了那样多对人民、对革命十分有益的教学工作之后，却要骂自己“反对革命”，并列举那样多的罪状，他的心情该是何等沉重啊。我想今日青年对费的做法是难以理解的。不过，我却很能理解费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费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当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教授虽然在三次检讨中把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也依然没有过关，这时还“挂”在那里, 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试想：费作为他的得意门生怎敢不百般辱骂自己呢？从潘光旦、费孝通的身上，我感受到做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危险性”。我当时已经毕业，分在了劳动部政策研究室工作。我曾私下偷偷问费孝通：“现在做研究是不是太危险？搞不好真要身败名裂。我是不是该换个工作？”我记得费孝通当时很生气地说：“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新中国刚建立，百废待兴，问题很多，我们不去研究它让谁去呢？这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而且责无旁贷！”他的话使我深感惭愧，因而决定继续搞研究，而且一直坚持至今。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解放前是一个“名系”，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教授有潘光旦、吴景超、陈达、吴泽霖、费孝通等人。1948年的《清华年刊》的《院系漫谈》中，称社会学系是“本校法学院最大的一个系”，这也是当时我转入此系的缘由之一。但是，在迎接解放、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热潮中，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苏联已取消了社会学，中国也将在高等学校中停办社会学系。这时，清华社会学系已成立了系务委员会，而我作为学生代表也就经常可以在系务委员会上听到这方面的消息。例如：当时新成立的教育部的一位苏联专家称：社会学是专门反对马列主义而出现的一门资产阶级伪科学，必须彻底取消。这引起了清华社会学系中许多教授的反对，费也是激烈反对者之一。大约在半年多之后，1950年3月7日，费写了一篇文章《社会学系怎样改造》。这篇文章的内容在写作前曾在清华社会学系系务委员会上讨论过。该文明确提出：“当其他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系尚分别存在时，社会学系亦无先予取消的必要，而且正可以社会学系为基础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课程。”到了8月份，教育部的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委员会颁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社会学系依然存在，并定位为“培养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如内务部、劳动部、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所需工作干部……及中等学校以上师资”。我作为坚持主张办社会学系的学生代表自然也感到欢欣鼓舞，对费的敬意也就进了一层。

这时，清华社会学系开始分专业组。当时共分三组：民政组、劳动组、民族组。学生毕业后分配方向是：内务部门、劳动部门、民族事务部门。这时，我已听说费将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副院长，并被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兼第三分团团长，去贵州。费曾要我参加他率领的访问团，一块去贵州对少数民族问题进行实地调查。但是，我这时已在听陈达教授开的“劳动问题”课程，并迷上了中国劳动问题的调查研究，因此我没有报名参加民族访问团，而是报名参加了中南工矿考察团，跟随吴景超教授去湖北大冶钢厂进行了实地社会调查，回来后申请分配到劳动专业，并于1952年在社会学系劳动专业取得了学士学位，分配到中央劳动部政策研究室工作。从此，费进入到民族学领域，我则进入了劳动科学领域，我们在学术上属于不同领域。但是，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费对此甚为不满，而我则成为社会学最后一班毕业生，也对此十分不理解。因此，从1952年之后，逢年过节，我还是会到费家去问候费和费师母。那时候，他已搬到中央民族学院宿舍南排1号，与我的另一位老师潘光旦比邻而居。而潘则是我们社会学系学生最尊重的教授，他的学术造诣和道德文章都可以说是属于“大师”级人物，在我一生中是十分少见的。当时，我们都希望恢复社会学系。

这样平静地过了几年。1956年举行国际社会学会议，苏联派了代表团参加，中国则没有派代表团。美国《新时代》杂志提出了这个问题。1957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成立了“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由当时任中央劳动干部学校副校长的陈达主持其事，并于6月9日在南太常寺甲12号召开了会议，出席者有费孝通、雷洁琼、吴景超、李景汉、吴文藻、陈达、袁方等人。我曾看到劳动干部学校党委整风办公室报送的“会议纪要”，上面明确写明：“科学院准备了一些经费（约五万元）及编制名额（五人左右）。”显然, 这是在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一项活动。于是，吴景超写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费孝通写了《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开始了后来被称之为“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高潮”。但是，我想恐怕很多人不知道，真正提倡、主导这次社会学活动的部门，正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时参加此事的唯一中年教师袁方是中共党员，是“奉党委之命”去参与此事，并非个人私自行动。当反右运动开展后，参加开会的教授除雷洁琼外，都被打成右派，而袁方则被划为“极右”，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后来我与袁方谈及此事时，他真是哭笑不得。而反右派斗争，又与费孝通的名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有关。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深感其中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实在太多了。

我一向认为，在《费孝通文集》中，《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是一篇最能反映费氏文风的文章。这是费氏作为社会学者与政治家两重身份最佳结合的体现，也是费氏不同于他人的独特文风的最好表露。当时，费是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文教部副部长、著名社会学者，而且正在调查知识分子问题。后来他在《早春前后》一文中回忆说：“二月初从西南回到北京，民盟中央要我做一次口头汇报，谈我离京半年中各地看到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我提到了两个盖子的话：‘百家争鸣’揭开了一个盖子。这个盖子一揭开，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冒起来，表示在对科学研究的要求上，还有一个盖子要等‘互相监督’来揭。这个盖子一揭开，开出来的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积极性，他们会改变过去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的那种消极情绪。但是，我接着说：第一个盖子开得还不够广，许多领导同志不大热心。第二个盖子似乎还没有揭，有点欲揭还罢的神气。我是主张揭盖子的，因为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了比冲开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