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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追忆老师费孝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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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老师费孝通教授
追忆我的老师费孝通教授作 者:王胜泉(52社会) 发布日期:2005-12-06

我的老师、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仙逝多日,许多朋友对我说,你与他那样熟,写点回忆文章吧。但是,提起笔来,千头万绪涌上心头,却不知该从何写起。

清华园胜因院的长谈

1947年秋,我考入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师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吴良镛。这时,国内局势已十分危急,国民党统治者倒行逆施,残酷镇压一切民主力量。10月中旬,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遭到非法逮捕,严刑拷打,惨死狱中。噩耗传来,清华园里掀起怒潮。我们连夜组成游行队伍,进城在北大五四广场集会声讨,掀起一场“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反迫害斗争。游行队伍在走出五四广场时,与国民党军警、特务发生冲突,混战中,我的头部和左臂都受了伤。返校之后,我义愤填膺,觉得如此黑暗岁月,“不是学盖大楼、盖别墅的时候”,而是应该“学一套救民于水火的本领”,于是决定转系。当时清华大学规定,凡工科学生,必须选修一门社会科学。我当时选的是社会学,授课者为吴景超教授。但是,当我与魏姓同学(也是1947年进清华的,读的是社会学系)商量此事,并请他陪我去见吴景超教授以便请教转系之事时,魏却建议我去见费孝通教授,理由是费也是先读医科,后来转读社会学,一定有切身体会。于是,由他向费代为请求,约定一个下午到胜因院费的寓所去见他。

应该说这不是我第一次见费。由于费是当时清华园很有名的民主教授,在许多群众集会上,他都发表演讲,而我作为一个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的进步青年,这些集会自然也都会参加,因此,见到费是很容易的事。但是,直接到他家去拜访并请教个人问题却是第一次,为此我心中有些惴惴不安。胜因院教授宿舍是两层楼,楼上是卧室,楼下是书房和客厅,费是在书房接见我的。当听我叙述个人的苦恼和决定时,他那藏在眼镜后面的大眼睛立即闪耀出兴奋的光芒。他对我说,他也曾参加1927年兴起的学生运动,但是,后来学生运动失败了,许多朋友抓的抓,走的走,散了,他自己也心情懊丧,生活孤独,有点泄气。当他准备考大学时,他就想:做人只要能洁身自好,于人有益就是了,于是他选择了东吴大学医科,准备将来当个好医生,通过学医来免除人们的痛苦,服务社会。但是,两年后,生活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人们最痛苦的,不是身体上的疾病,而是社会不公所造成的贫穷。于是,他在转学到燕京大学时,毅然改学社会学,决心学一门了解社会、解剖社会、 改造社会的学问。因此,他对我下决心转学社会学,不但举双手拥护,而且十分理解,并称赞我是他的“同道”。费的这番话消除了我心中的不安情绪,一下子就缩短了他这个著名学者、洋博士和我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无名小子的距离,而且坚定了我读社会学系的决心。

胜因院的午后谈话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从此我走上社会学理论工作者的人生旅途。从1947年至今,58年过去了,但是他当时讲话时的激动面容还深深印在我的心头,似乎就发生在昨天一样。他当年教导我的话“一个年轻人,要心中装着国家,装着民众,不是为个人名利,而是为国家富强、民族兴盛去奋斗。我们要牢记先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要立志为国,立志为民,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高尚的人”也似乎一直回响在我耳边。

费先生促使我留下来迎接解放

1948年秋季开学,我正式成了社会学系的学生。但是,我却不与1948年新入学的社会学系的新生一块上课,因为他们必修的社会学概论我已念过了,我可以选课了。我选的第一门社会学专业课是费孝通教授开的“社会变迁”,与我同选此课的是当时读社会学研究生的周光灿,我们两个人每周到费家去上一次课。从此,我成了费家的常客,费师母(孟吟)成了照顾我这个穷困而又远离家乡的穷学生的恩人。

费孝通教授讲课,一向不按部就班,照本宣科。这次教我们的“社会变迁”课,也是如此。他开课第一讲,就是拿出五本英文书,叫我们一一去读,然后写出读书报告,提出问题,在堂上讨论。我记得除了英美关于社会变迁的教科书外,还有一本是他自己写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过是英文本。我的家乡是苏北偏僻农村,当时我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书,因此就以阶级分析观点对这本费先生最自豪的著作提出批评,并以自己家乡的实例一一加以说明。本来我心中十分担心,怕由此引起他的震怒,扣我的学分。谁知他听了我的批评,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详细询问我的家乡苏北农村的具体情况,听到与苏南农村大不相同的情况时,还在本子上记下来,课上得十分融洽。待这五本书讨论完后,他给我们两人布置了一道研究课题。当时,他正与社会学系美籍教授Robert Redfield和一些年轻教员探讨“中国绅士的社会地位”问题,想对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皇权、绅权以及官僚、外戚、宦官、世族、军阀间的权力斗争和变迁脉络,理出一个头绪来,于是他叫我们每个人到图书馆借《汉书》一部,通读一个月后,向他报告对汉代封建权力的结构分析的一些看法。由于我当时只是大学本科生,图书证只能借少量书,无法借卷数很多的线装《汉书》,于是费先生便将他的借书证交我使用,并为此给当时图书馆出纳部写了一个条子说明情况。记得当我持条去借《汉书》和其他许多参考书时,图书馆一位老职员还悄悄问我:“你是王同惠(费的前妻)的什么人?”实际上,我只是他的一名普通的授业弟子而已,但由此也可看出费是多么热爱教育工作。 在这样尽心授业的老师教导下, 我又怎会不努力呢?

在这一个月内,我经常去费家,原因是我当时还是一名大学本科生,基础知识还十分欠缺,搞科研更是彻头彻尾的门外汉,而这项课题研究又十分复杂、难搞,因此我不得不经常去请示。于是,费先生如启蒙老师一样,从如何读古书、查《康熙字典》、朝代纪年表,到分清本纪、列传、附传,又如何从事件中看出权力斗争痕迹,以及怎样收集资料、辨别资料、拟定提纲、决定主题、提出论点……给了我手把手的直接指导,使我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学术工作,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该如何进行,以及怎样小心求证和如何建立理论体系。我仿佛身入宝山,一下子见到学术研究这个新天地,受益之深,终身难忘。当时我在社会学系的另一位授业老师史国衡教授说:“这是对研究生的教学方法, 你能得到费先生亲自指导, 十分不易, 你要珍惜啊!”我听了很感动, 因而也就更努力了。

但是,我们的书斋研究很快便被窗外的炮声打断,解放军百万大军已兵临北京城下。当时我家已迁往台湾,父辈都在台湾做官,他们纷纷要我尽快赴台,我犹豫难决。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带一些著名教授乘飞机南下,我就问费先生:“你走不走?”他说:“我不走,我要留下迎接解放。”费孝通当时还给我讲:一个人的一生要遇到许多重要关头,此时要头脑冷静,慎加抉择,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知识分子要迎接光明,不要追随黑暗。你要好好地想一想,做新中国的开创者?还是做旧社会的殉葬品?你的前途在哪里呢?真是一席话惊醒梦中人,费孝通的态度促使我下了不去台湾的决断。我后来读到他当时给Redfield教授的信,他在信中说:“我认为我留在北平的决定是正确的。我相信如果西方让我们自己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国会在我有生之年赶上现代化的西方。解放这个字不是空洞口号,它具有具体含义。”我为有费孝通这样的老师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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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课”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49年5月5日,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费是该委员会的九位常委之一(另有叶企孙、张奚若、陈岱孙、周培源、钱伟长及讲师助教代表和学生代表各一人),并担任“大课”的组织领导工作。

所谓“大课”,是因为参加听课的不仅有全校学生,而且有全校教学人员和职员工友,规模之大,在清华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因之被人们称为“大课”。实际上,这是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必修的政治课,并强调这门课程的任务是改造思想。费在《我们的大课》一文中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旧社会里生长大的,旧社会里封建的、官僚的、买办的势力多多少少影响我们,养成了我们的坏习惯和坏思想。我们不但要在社会制度上打倒和消灭封建、官僚和帝国主义,而且还得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习惯上根除它。如果留着祸根,这些习惯和思想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长出封建、官僚和买办的社会制度来。……政治教育在我们大学里已有了很长的历史,(但只有)人民夺得了政权,建立了人民的国家,我们才能合法地、正规地、大规模地、有系统地进行政治教育。政治教育能成为大课是人民权利的结果。”这篇文章发表后,费曾问我:“同学们有什么意见?”我说:“大家都认同这篇文章的观点,但对其中‘如果留着祸根,这些习惯和思想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长出封建、官僚和买办的社会制度来’很不理解,也似乎不符合社会学根本理论。”他当时笑而不语,至今我也没有弄清楚他当时怎么会写出如此极端的言词来。

“大课”进行半年之后,进行思想小结,每人一份,交到“大课委员会”,积累下来,达数千份之多。这时,我在选修费的“农村社会学”,上课之余,时常讨论“大课”中的问题。有一天,费叫我到“大课委员会”去读这些小结,并为他做些资料性工作。后来,这些思想小结实在太多,费就将图书馆楼下他的办公室交给我使用。这样,我也得以较为具体深入地了解到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些实际情况。根据这些思想小结的材料,我曾列举了一系列清华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不满情绪和牢骚讲给费听。例如:“大课是思想统治”;“我们的思想很正确,用不着改造”;“中国既然是四个阶级的联盟,为什么只有我们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什么不好”;“还有思想自由吗”;“功课那么重,学大课花那么多时间值得吗”……后来,费在一次报告中,曾一一触及这些问题。他指出:“大课绝不能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而必须是群众的自觉运动。改造思想和镇压反动派是完全不同的。改造是为了团结;镇压反动派,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是为了保护人民,给大家创造一个能在民主方式下改造自己的条件。因之,这和思想统治本质上刚刚相反。”但是,费没有料到,很快就展开的“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他自己也成为改造对象。我曾亲耳听到他这样检讨:“在批判会上,同学们的排炮打中了我。我魂灵在震动,我初次切实地感觉到,我过去实在危害了纯洁的青年。他们控诉我是完全应该的。……只有严厉地指责我,控诉我的罪过,才能更清楚看清我们共同的敌人。……从出国起到解放前夕,我一直是帝国主义的俘虏。我从丧失民族立场一直发展到危害民族。……我认敌为友,在行动上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为了自己的生命而牺牲了更多的人民的鲜血。(我的理论)本质上是反对革命,反对斗争,反对土地改革,维持封建势力,反对工业化,给帝国主义造殖民地……”50年后,当我回想他的这些言辞时,真的从心头感到无限悲伤。一个一心一意想加强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中年教授,在尽心尽力做了那样多对人民、对革命十分有益的教学工作之后,却要骂自己“反对革命”,并列举那样多的罪状,他的心情该是何等沉重啊。我想今日青年对费的做法是难以理解的。不过,我却很能理解费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费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当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教授虽然在三次检讨中把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也依然没有过关,这时还“挂”在那里, 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试想:费作为他的得意门生怎敢不百般辱骂自己呢?从潘光旦、费孝通的身上,我感受到做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危险性”。我当时已经毕业,分在了劳动部政策研究室工作。我曾私下偷偷问费孝通:“现在做研究是不是太危险?搞不好真要身败名裂。我是不是该换个工作?”我记得费孝通当时很生气地说:“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新中国刚建立,百废待兴,问题很多,我们不去研究它让谁去呢?这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而且责无旁贷!”他的话使我深感惭愧,因而决定继续搞研究,而且一直坚持至今。

反对取消社会学系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解放前是一个“名系”,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教授有潘光旦、吴景超、陈达、吴泽霖、费孝通等人。1948年的《清华年刊》的《院系漫谈》中,称社会学系是“本校法学院最大的一个系”,这也是当时我转入此系的缘由之一。但是,在迎接解放、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热潮中,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苏联已取消了社会学,中国也将在高等学校中停办社会学系。这时,清华社会学系已成立了系务委员会,而我作为学生代表也就经常可以在系务委员会上听到这方面的消息。例如:当时新成立的教育部的一位苏联专家称:社会学是专门反对马列主义而出现的一门资产阶级伪科学,必须彻底取消。这引起了清华社会学系中许多教授的反对,费也是激烈反对者之一。大约在半年多之后,1950年3月7日,费写了一篇文章《社会学系怎样改造》。这篇文章的内容在写作前曾在清华社会学系系务委员会上讨论过。该文明确提出:“当其他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系尚分别存在时,社会学系亦无先予取消的必要,而且正可以社会学系为基础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课程。”到了8月份,教育部的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委员会颁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社会学系依然存在,并定位为“培养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如内务部、劳动部、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所需工作干部……及中等学校以上师资”。我作为坚持主张办社会学系的学生代表自然也感到欢欣鼓舞,对费的敬意也就进了一层。

这时,清华社会学系开始分专业组。当时共分三组:民政组、劳动组、民族组。学生毕业后分配方向是:内务部门、劳动部门、民族事务部门。这时,我已听说费将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副院长,并被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兼第三分团团长,去贵州。费曾要我参加他率领的访问团,一块去贵州对少数民族问题进行实地调查。但是,我这时已在听陈达教授开的“劳动问题”课程,并迷上了中国劳动问题的调查研究,因此我没有报名参加民族访问团,而是报名参加了中南工矿考察团,跟随吴景超教授去湖北大冶钢厂进行了实地社会调查,回来后申请分配到劳动专业,并于1952年在社会学系劳动专业取得了学士学位,分配到中央劳动部政策研究室工作。从此,费进入到民族学领域,我则进入了劳动科学领域,我们在学术上属于不同领域。但是,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费对此甚为不满,而我则成为社会学最后一班毕业生,也对此十分不理解。因此,从1952年之后,逢年过节,我还是会到费家去问候费和费师母。那时候,他已搬到中央民族学院宿舍南排1号,与我的另一位老师潘光旦比邻而居。而潘则是我们社会学系学生最尊重的教授,他的学术造诣和道德文章都可以说是属于“大师”级人物,在我一生中是十分少见的。当时,我们都希望恢复社会学系。

这样平静地过了几年。1956年举行国际社会学会议,苏联派了代表团参加,中国则没有派代表团。美国《新时代》杂志提出了这个问题。1957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成立了“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由当时任中央劳动干部学校副校长的陈达主持其事,并于6月9日在南太常寺甲12号召开了会议,出席者有费孝通、雷洁琼、吴景超、李景汉、吴文藻、陈达、袁方等人。我曾看到劳动干部学校党委整风办公室报送的“会议纪要”,上面明确写明:“科学院准备了一些经费(约五万元)及编制名额(五人左右)。”显然, 这是在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一项活动。于是,吴景超写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费孝通写了《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开始了后来被称之为“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高潮”。但是,我想恐怕很多人不知道,真正提倡、主导这次社会学活动的部门,正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时参加此事的唯一中年教师袁方是中共党员,是“奉党委之命”去参与此事,并非个人私自行动。当反右运动开展后,参加开会的教授除雷洁琼外,都被打成右派,而袁方则被划为“极右”,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后来我与袁方谈及此事时,他真是哭笑不得。而反右派斗争,又与费孝通的名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有关。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深感其中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实在太多了。

“早春天气”与费氏的悲哀

我一向认为,在《费孝通文集》中,《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是一篇最能反映费氏文风的文章。这是费氏作为社会学者与政治家两重身份最佳结合的体现,也是费氏不同于他人的独特文风的最好表露。当时,费是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文教部副部长、著名社会学者,而且正在调查知识分子问题。后来他在《早春前后》一文中回忆说:“二月初从西南回到北京,民盟中央要我做一次口头汇报,谈我离京半年中各地看到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我提到了两个盖子的话:‘百家争鸣’揭开了一个盖子。这个盖子一揭开,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冒起来,表示在对科学研究的要求上,还有一个盖子要等‘互相监督’来揭。这个盖子一揭开,开出来的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积极性,他们会改变过去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的那种消极情绪。但是,我接着说:第一个盖子开得还不够广,许多领导同志不大热心。第二个盖子似乎还没有揭,有点欲揭还罢的神气。我是主张揭盖子的,因为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了比冲开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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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与费见面次数增多,缘由是我的同在劳动部工作的老师陈达教授受命要去参加斯德哥尔摩世界人口会议,为了准备论文,抽调了几个人协助他,我也偶尔参加讨论。由于人口问题是社会学重要领域,故费有时也参加讨论。我记得费曾对人说,他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时,题目中的“早春”起初用的是“春寒”二字,但后来考虑,当前“春意”是主要的,若再加上“寒”字,在表达上未免走了拍,也就不能把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托出来。后来思索很久,想出了“早春”两个字,才感到合意,因为这个字眼和近些年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产生的晚秋感觉正好对上,错得开,刚好表达出他们心理上的转机。我对费这篇文章的态度和当时众多知识分子一样,认为是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心里话,而且认为这篇文章前半篇主要写的是“春”,后半篇主要写的是“早”,主要意思是指出当时知识分子心中已感觉到了光明和温暖,产生了信心和希望,但又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特别是结尾处一连串十个问号,确是足以让人警醒和深思。总之,我对此文是十分肯定的,十分拥护的。

但是,随着历史发展在此后出现的曲折,这篇文章却为费氏埋下了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祸根,几个月后成了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罪证。我至今还保留着《人民日报》1957年8月1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费孝通反动活动的面面观》。该文内容摘要如下:

“解放前,费孝通一贯结纳反动官僚、政客、学阀和帝国主义外交人员、文化特务、学术骗子,借他们的力量往上爬。”

“去英国,他勾结帝国主义学者、功能学派头子马凌诺斯基。”

“在美国,他勾结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夫妇(美国特务)……费孝通是一贯勾结美蒋的政治掮客。”

“费孝通是个不学无术、专门钻空子的政治野心家。……他吃饱了饭,不做正经事,专门找落后分子发牢骚,言不及义。”

“解放以来,他发表了五六篇学术论文,都是盗窃旁人的成稿略加改编而成。”

“他家根本没有二十四史,也从来没有读过二十四史,但他却在那篇臭名远扬的《早春天气》里说什么: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来大吹大擂,炫耀自己。”

我读到此文时,真的如读天书。我心中问道:这里写的是费孝通吗?后来,读到美国学者戴维·阿古什的《费孝通传》,其中讲到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了费孝通:“比如费孝通,他找了二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无锡等各地都有,他在那个圈子里头出不来,还有意识地组织这些人,代表这些人士大鸣大放,他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我这时方对费氏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遭受厄运的原因有所领悟。后来,费曾回忆说:“1957年,气氛突然改变,我不知道这一变化背后是什么,但是我发觉自己落入陷阱。”我觉得,这固然是费氏的悲哀,同样也是中国的不幸。费孝通作为知识分子的知心人,他了解知识分子,他熟悉知识分子,他的心与知识分子的心相通,作为共产党的朋友,他向党反映知识分子的情况,又有何罪呢?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实在是和国家的富强相联系,一个打击、怀疑甚至歧视知识分子的中国又怎能富强呢?

费氏的“右派”生涯及遭遇

1957年反右之后,我有好几年没有见到费孝通教授。一直到1960年,我才又到费家去给费拜年。但是,这次会面中,我发觉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往日那个充满智慧、谈笑风生、生气勃勃的高级知识分子不见了,与我谈话的已是年近老迈、语言迟缓、毫无生气的一位老学究。后来,费曾自己回忆道:“我的右派帽子摘掉后,仍然是个摘帽右派。虽然不是严格地按敌人对待,但我依然在正常社会之外。我们同一般社会隔绝,我们有自己的社会。当然,我们可以看书!但是,没有新出版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书。我读历史书和翻译老书。我的智能不可能有大的进步。相反,我内心十分混乱。我缺乏自信,那是我思想的真实状态。最后我只有放弃希望,没有奋斗目标。我不能忍受回顾,也没有未来。没有未来,又不想回顾,而还活着,那是太坏了。”

1987年10月,费孝通访问美国,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与巴博德教授有过一次长谈,少有地谈到他在反右时和反右后的情况:

巴: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什么?

费:有许多问题。举一个例子说,他们没有受到很好的待遇。他们不被信任,报酬太低,不受尊敬。……因此,我写了一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题目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周恩来在旅行中看过。他在一次会上公开表示:这是惟一的一篇有说服力的表达知识分子内心思想的文章。

……

1957年,气氛突然改变。……从那时起我进入了一生完全不同的一个时期。

……然后,他们摘掉我的帽子,或者说去掉我这个标签。

巴:那是在1959年。

费:1959年。……没有人会出版我写的任何东西。这时我被称为摘帽右派。所以事实上我仍然是一个右派分子。那是阶级斗争。……那时候我的思想实际上停滞了。我不能写作,这便造成智力停滞。我开始怀疑自己:我到底是不是错了,我是在保护资产阶级吗?我错在哪里?我不很明白。但我也不认为他们是错了。麻烦就在于此。他们不应该这样看待我。……我被孤立。没有人想要访问我,除了我的妻子。我的女儿在学校。

巴:你的妻子和女儿也为此受到影响吗?

费:是的。当然,由于我,我女儿进大学有困难。……整个家庭由于我的处境受到影响。我哥哥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他同情我。这就像某种传染病。我们都成为不可接触的人。我不想给别人造成麻烦,所以我独自留在家里。

但是,即使不读书,不写文章,不参加社会活动,同一般社会隔绝,心如死水,没有未来,也不想回顾,只是独自留在家里,费氏也难逃阶级斗争的厄运。因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就爆发了,费陷入了更悲惨的境界。他曾在《经历、见解、反思》一文中回忆道:

那是在1966年9月1日,那一天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突然被当作人民的敌人,叫牛鬼蛇神。

……我们被带出去游斗和展览,头上戴一顶高帽子,身上挂块牌,写明我是牛鬼蛇神。小孩都嘲弄我们,我们被带到人群之前。他们呼口号,我自己也得跟着喊“打倒费孝通”。

……我们不得不站在那里背诵我们的罪行。就我来说,我不得不反复承认我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后来整个学院被送往五七干校劳动。……我是没有目的地生活着。不展望、不回顾,可以随时强自取乐。……但是没有希望。

后来,费曾告诉我们这些他的学生,当时,他曾想到去死。可是,他又想到,如果自杀,老婆也活不成,孩子要背一辈子反革命家属的包袱,对不起她们,于是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当时,我们这些他的学生听到此无不眼中泪花滚滚,心中悲伤万分。 一个有才能、有贡献、有作为的高级知识分子竟然在当时落到如此下场,这难道还不是人间一大悲哀吗?是不是也是中国的一大悲哀呢?多年以后,在一次闲谈中,费孝通曾对我说:“为什么反右给国家造成这样大危害?”他说:“反右让知识分子走投无路,到头来使得国家也走投无路。现代化是科学文化发展的结果,而科学文化是要*知识分子来发展的。焚书坑儒与秦灭亡的历史值得三思!”

为重建社会学而尽心尽力

1972年,费从干校回到北京,参加《世界史》的翻译工作,算是从体力劳动者又变成了脑力劳动者。但是费的心情仍是十分沉重的,他曾用“杯弓蛇影,令人心悸”八个字描述当时心情。这样一直到1976年一举粉碎“四人帮”,他的处境才有了好转。他写出了“文革”后第一篇文章《蓄意歪曲、无耻篡改——批判江青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的谬论》(文章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7年第二期)当时,我们这些他的学生曾欣喜万分,奔走相告,为费教授的“复活”而欢呼。实际上,这篇文章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高唱“阶级斗争”学说,充斥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条,是费氏所写文章中最蹩脚的一篇,实在难以恭维,但当时却是难得极了。

1977年底,费向当时筹备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乔木、于光远写了一封长信,呼吁重视民族问题研究。在信的结尾处,他写道:“阔别多年,未免疏远。岗位工作又使我们联系了起来。旧相识还应重新相认。……三四十年代之初生之犊,看来已甘为巴滇山道上背盐的驮马矣;牛也罢,马也罢,驰驱未息,诸可告慰。余不一一”。

但是,时代在发生巨变,社会所要求于费氏的绝不只是做一个“背盐的驮马”。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学要补课”的要求,这件光荣的任务落到了费孝通的肩上。但是,当费要求原来搞社会学的人参加讨论时,反应很差,有人甚至说:“ 好容易从社会学中爬出来,现在不能再陷进去了。”同行的退缩没能动摇费孝通重建社会学的信心,1979年3月15日社会学座谈会终于召开,并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讨论筹建社会学系的问题。这次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并担任研究会理事和以后成立的北京市社会学会副秘书长。费在以后一次讲演中曾说:“在十年浩劫里,我们许多社会学界的老师、朋友没能这样活过来。我这余生可以说是得之意外。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地用它来在事实上证明:社会学是一门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学科。为了给前人昭雪,为了实现我早年的宿愿,也为了使后人不背上包裹,一种责任感,成了一种内在的动力,使我毅然打消了先前的顾虑。同时,从继续认识中国社会的意愿出发,我要在我的晚年为社会学科的重建尽点力。”

从此,费孝通迎来了学术上的又一次丰收和辉煌。他四下江村,提倡乡镇企业,欢呼苏南模式,写了《小城镇,大问题》这篇名文,走遍了全国各地,研究区域发展,提倡潘光旦的“中和位育”理论;他访美、访苏、访日,走遍全世界,得了许多国际学术奖项,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社会学界,能有这么多成就的人,实在很少很少。

1978年之后, 我在费孝通教授指引之下, 又开始重新耕耘社会学这块科学园地。我由主要从事人口、劳动、社区(城市与农村)社会学研究, 转而开始对安徽、山东的农村进行广泛、具体、系统的社会调查, 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重建社会学学科体系所迫切需要的《中国农村社会学》教科书, 而这一工作正是费孝通教授推荐我担任的,也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费孝通教授在《社会学概论》的“前言”中写道:“解放前我虽在一些大学里教过社会学的课程, 但我个人的主要兴趣在于社会调查。……编教科书是用我之短。”因此, 当许多人要他主编《中国农村社会学》 这门社会系学生必修课的教科书时, 他就坚决地回绝了。经过一段酝酿, 这个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向他提出可否以他的著作如《乡土中国》、《乡土重建》、《江村经济》……为本, 并参考杨开道几十年前编的那本教材, 来编辑这本《中国农村社会学》教科书时,他对我说: 我们的任务是在中国建立起一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而中国已经并正在发生许多变化。安徽农村改革已促成中国农村巨变, 你到安徽农村去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之后, 再开始组织人编写教科书吧!而且要和安徽农村工作者密切合作。就这样, 我来到了安徽, 进行了六年深入的农村调查, 并与安徽省委原秘书长、省社科院院长欧远方和安徽农村社会学会会长辛秋水研究员合作, 共同主编、出版了《中国农村社会学》教科书, 为重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尽了力。

“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任务提出后,费孝通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图为代表团成员与哥伦比亚大学校方合影(1979年)

这时,《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正风行全国,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正引起邓小平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 对乡镇经济和乡镇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探讨成为人们的迫切要求。费孝通教授为此作了许多演讲, 也写了许多文章, 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无人能代替的贡献。例如: 在全国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上, 费孝通教授应邀在会上作了一个关于城镇发展理论的报告。后来经我整理成文, 公开发表。在最后审定此文时, 我提出:“应当编写一本乡镇经济学和一本乡镇社会学。” 他说,他已答应中共江苏省委, 准备用两年时间, 在江苏用典型的、深入的、直接观察的, 并以定性在前、以定量为后的调查方法, 把小城镇这只麻雀解剖出来。乡镇经济学和乡镇社会学的编写, 你还是找安徽省委合作吧。于是, 我找了安徽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周曰礼主任等人合作, 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中国乡镇经济学》和《中国乡镇社会学》。

近年来,我因从事两岸经贸工作,担任北京台湾经济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又多年在美国、加拿大居住,与费孝通接触渐渐少了。当然年纪大了,行动不便,也是一个原因。但我仍然时时关注着有关他的消息。2002年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大,忽然发现列席名单中有费,真是十分高兴,因为这预示他身体仍然健康,并仍然能参加政治活动。但是,2005年4月25日的报纸刊载的却是费氏业已仙逝的消息。虽然他以95岁谢世,已享世间少有的高寿,但我仍然从内心感到分外悲伤。

我记得1999年9月15日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共同召开的纪念我的老师、也是费孝通的老师潘光旦教授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费孝通在讲话中说:“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这一点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潘先生经历了灾难,可是他不认为应该埋怨哪一个人。这是一段历史的过程。潘先生是死在我身上的。他确实没有抱怨,没有感到冤。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们很难学到。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儒家不光讲‘推己及人’,而且说‘一以贯之’,潘先生是说到做到了的。我想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这个方面达到的境界,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是的,我们今天同样应该这样评价费孝通走过的人生道路。他同样是“人格不是一般的高”,他“在这方面达到的境界,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我现在面对这位伟大的知识分子,只想讲一句话:信哉,斯言矣!安息吧,我敬爱的老师。

作者简介

王胜泉,1929年5月21日出生于江苏省萧县。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潘光旦、陈达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劳动部政策研究室工作。1958年2月调入北京劳动学院(后改名为北京经济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还兼任北京大学、河北大学、山东经济大学教授,及北京市台湾经济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和北京城市发展与现代化管理研究所、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经济学会、中国人才学会、中国行政学会、城市经济学会、人口学会理事、副秘书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人事管理、发展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主要著作有:《社会学与人口问题》、《人口与劳动资源》、《中国乡镇社会学》、《中国县级经济管理学》、《人事管理学》、《中国农村社会学》、《变迁中的两岸经贸关系》、《中国商业社会学》、《中国崛起的研究》等。另外在全国各种报刊上发表论文数百篇。曾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王胜泉先生因病于2005年6月11日不幸逝世,这是他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转载2005年第10期《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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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8 15: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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